鲍曼逝世,了解下他对移民的看法

   1月9日最早向外界公布鲍曼死讯的人是华沙大学哲学教授安娜·热德勒-雅尼谢弗斯卡女士，她是鲍曼生前重要好友。去世前2年，鲍曼一直强调，移民成了本国社会问题的替罪羊。

   鲍曼幼时因为纳粹离开家乡，老年因为新纳粹不再返乡，以民族为名呼唤强权、排外的极右阴影从未因为20世纪的历史灾难而消失。他在去世前两年喜欢重复一句话：“所有国家都是离散者(Diaspora)的聚集体”。今天的离散者，早已不仅仅是犹太人。

   《先锋报》刊载的鲍曼生前最后一次采访中，波兰学者说，“（欧洲人）把移民问题等同于国家和个人安全问题，实际是恐怖分子们操纵在手心的一个玩具，这样做等于确认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宣传，说西方憎恨穆斯林并视其为敌。一个重要的后果，就是把受过教育、在西方世界出生成长的温和穆斯林青年推向极端，把本国变成恐怖主义者招兵买马的沃土。”

   在移民问题上，鲍曼并不站在左翼抨击右翼，因为他认为这不涉及左右之争，相反，他认为西方政治的左右模糊已让政治在政客身上失去意义，剩下的只有选票，对待移民的态度就是当下决定选票归属的核心问题之一。2016年接受意大利《共和报》采访，鲍曼说，“难民并不是出于选择而是被残酷的命运逼迫而来到这里，他们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生活本是多么脆弱，以及我们生活在何等福利之中。但人的直觉却使得这些世界灾难的受害者被视作有罪之人。

   我们在全球化面前感到绝对的无力，于是把自己的愤怒发泄到新刚到达的人身上，借此缓解我们无力抵抗自己社会各种不稳定的羞辱感。与此同时，一些政客和参选者唯一的想法就是赢得大选，持续地在集体焦虑中进行投机，尽管他们非常清楚自己永远无法实现承诺。此外，由于移民的涌入为西方企业提供了非常廉价的劳动力，一些政客也借此机会降低劳动者的薪水保障和劳动权益。”

   鲍曼赞赏教皇方济各对政治家“筑墙而非架桥”的反对态度，“越来越多的政府选择筑墙而非架桥，目的是为了赢得更多的选票，实际利用的是生活不确定性给越来越广大的人口造成的恐惧、痛苦和愤怒。但与此同时，这些政府对于问题真正所在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在2016年出版的《家门口的陌生人》书中，鲍曼多次提到川普，成书时距离川普当选还有一段时间。他把川普视为当今西方社会的“完美候选人”，他“总是情绪失控，却借此和选民分享此前一直深藏在潜意识里的仇恨和恐惧。”

   在《先锋报》的采访中，鲍曼再度谈到了川普，“还有一个因素为川普的胜利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他很聪明地捕捉住了时代的气息，他的对手们却没有领会到这一点，川普灵活地把自己包装成政治精英圈的局外人，和整个权力机构对抗，而不仅仅是党派之争。这是那些生活不稳定者和旧式劳动阶层希望听到的，他们觉得自己在很多年的两党轮换中里始终被忽略、背叛、剥夺了权利，并为之愤怒不已。”

   强人政治是多元世界的倒退

   尽管鲍曼认为移民问题和左右之争无关，但在欧洲，很多反欧、排外、宣扬民族主义的政党都对普京有好感，有些甚至直接受到某种程度的支持。

   同样，普京和川普之间的惺惺相惜也并不仅仅因为川普出于政治经济利益希望和俄国交好，更在于川普的“伟大美利坚”等民族主义论调让普京找到了一个共同语言者，普京斯坦对话川普斯坦，是敌是友都更门当户对。这种基于民族主义、国与国交好交恶的话语体系让人想起一战或二战前的世界，而默克尔-奥巴马推广联盟、支持宽容开放、强调贸易体的新语境是普京难以进入的，他时常在国际危机中被凸显为一个强势却也孤立的大国领导人。因此，俄罗斯情报部门介入外国选举，其目的不仅仅是要帮助“利于俄国”的候选人上台，还在于为国际舞台上增加普京的合适对话者，只有这样的对话者数量足够多，普京才有望扮演世界领导者的角色，也因此巩固自己在俄罗斯国内的民意支持。

   强人政治、排外主义应对国内社会危机，是20世纪30年代历史的重演。鲍曼曾作出过警告，“大屠杀就像是一幅挂在墙上的画，还仅仅给人很少启迪。”

   鲍曼去世前两年，反复提及的一位同行是德国社会学家乌尔利希·贝克（1944-2015）. 这位比鲍曼年轻近20岁、2015年元旦节突发心脏病去世的德国学者对全球化有过深入的研究。

   在给《先锋报》的遗言中，鲍曼说，“川普等人的选举胜利说明全球化失败了？失败应该是许下承诺却无法实现的人。而全球化大体而言是一个自发的、无规划的、没有受到控制的、也没有任何全球性权力机构协调的过程。全球化和物种演化的过程反倒更近似。经济全球化和犯罪、恐怖主义全球化一样，已经成为现实，然而，政治全球化却还没有开始。作为对跨世纪文化现象最深入和尖刻的观察家，乌尔利希·贝克坚持认为，我们都在未被征询同意与否的前提下被推入多元大世界情景里，在我们生活的所有环节我们都是彼此依赖的。但我们却仍然没有一个多元大世界意识。

   我们也从未认真地开始想要拥有这样的意识。在贝克看来，这样一种摒弃是我们时代最大的恶咒、挑战和潜在的威胁。”

   鲍曼一生经历过各种磨难，他一直保持着乐观，以歌德的话作为座右铭：幸福就是一天接一天地克服不幸。在深刻剖析世界问题的同时，鲍曼亦从未失去希望，世界要实现新的平衡还需要很多时间。他仍然寄希望于年轻的一代，希望他们在全球化背景中成为消除隔阂、多元融合的主角，同时他也格外提醒欧洲的年轻人，需要挺起胸膛去面对不安全感，放弃把生活当作“一系列快感和礼物”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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