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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香港移民的庙宇与节庆
发布时间:2017/2/17 18:34:31   来源:乔鸿国际移民   点击:4774 次
 

战后香港移民的庙宇与节庆


百多年来,香港由一个人烟稀少的渔村发展为今日之繁华都市,尤其是二战后,原籍为海陆丰、潮州、福建等新移民家如何在香港主流社会里生存,对香港社会习俗又有何影响?

 
长久以来,只要谈及香港的社会习俗风尚,人们都会不假思索地以「东西合璧」来加以描绘。百多年来,香港由一个人烟稀少的渔村发展为今日之繁华都市,尤其是二战后,原籍为海陆丰、潮州、福建等新移民家如何在香港主流社会里生存,对香港社会习俗又有何影响?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助理讲师吕永升博士近日做客香港历史博物馆,向市民详细讲解了其中的关系。

 
移民祭拜家乡熟悉的神明
 

二战时期,香港人口大量外迁,在日本占领期间仅有人口60万人,二战结束后,人口大量回流。当时内地经济萧条,又发生了内战,居民为了谋生及逃避战火,纷纷来到香港,引发新一轮的移民潮,香港人口1947年达到了175万人。

 
随着人口的激增,香港私人发展商的住宅供应越来越不能应付庞大的房屋需求,住宅供应严重不足。当时香港居民房屋奇缺、房租高昂,居住环境拥挤,生活品质下降。吕永升介绍,早期五六十年代的移民以方言、同乡为纽带聚落,在不同的地区形成了族群聚点,「譬如海陆丰的人住在一起,潮州人住在一起」。
 

这些外来移民当时只能在私人或公共土地上用铁皮、木板搭建非法寮屋用于居住,寮屋迅速蔓延,以1949年为例,香港居住在寮屋区的居民达30万,占总人口的15%。「搭好木屋之后,后来政府来拆迁,这些外来移民就搬去九龙城等周边居住下来。住完以后,政府就又来拆迁,于是他们就出海捕鱼。早期来到香港的移民基本上都经历过这样的阶段,不断地让人逼迁。」吕永升说。
 

外来移民居住下来后,便开始在寮屋区建庙,吕永升称,虽然与原居地联系有限,但移民仍延续原居地的旧有传统,祭拜家乡熟悉的神明,此外,方言群在战后是一个很重要的都市族群组织。吕永升举例解释道,「大家各自将自己乡下的神搬来,有的是佛祖庙,有的是先师庙,还有的是北帝庙,当时的庙很小,只是摆一个香炉,后来有了三四块铁皮,早期的庙宇都是这样。香港经济越来越好时,庙宇也越做越大。」
 
庙宇成为族群「聚脚点」

 
吕永升称,二战后,对于外来移民,当没有政府的力量介入社区里提供任何的设施和服务时,庙宇便成为各成员的「聚脚点」。
 

吕永升认为,香港庙宇的发展与经济以及移民社会地位的上升有很大关系。1972年观塘鸡寮安置区(现时翠屏道所在位置),一场大雨导致发生了香港史上最惨烈的山泥倾泻,夺去71条宝贵生命,但位于安置区附近的地藏王神像却成功避过一劫,自此地藏王庙成为街坊的守护神,越来越多街坊信奉。
 

作为最着名的庙宇之一,吕永升称黄大仙祠的发展经过是典型的香港成功故事,由广东来到香港的难民凭着勤奋、变通、运气发财致富。昔日的黄大仙祠1915年,广东西樵普庆坛梁仁庵道长及梁钧转道长把黄大仙师画像带来香港。黄大仙祠在上世纪50年代是被寮屋包围,「中国人很看重的就是求财,经济的发展是归功于神明的庇祐,寮屋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生活上的大小境遇无不归功于黄大仙。」吕永升说。黄大仙祠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飞机多次用地毯式的轰炸,但大仙祠一草一木均安然无恙。
 

方言群特性加强社区性减弱

 
香港的潮籍人士约有120多万,过去他们从中国内地移居到港时带来了盂兰胜会的传统,至今已有百多年历史,并逐渐被赋予了「香港特色」。譬如,派米即是这里独有的做法。

 
香港历史博物馆藏有一部19世纪末的书简,当中有一篇《香港四环七月盂兰醮会邀友玩赏信式》,乃「四环盂兰公所」(成立于1857年)广邀各地商号参加盂兰醮会的书信。由此可见,港岛在19世纪中叶就有客家人、潮州人举办盂兰醮会了,及至1894年5月至10月香港爆发鼠疫,民间由是举办盂兰盆会以救度亡魂。盂兰胜会既承载了民间记忆与文化,又蕴藏了宗教习俗,超越了单一的传统文化活动本质。

 
每逢农历七月,居民都举办盂兰法会,一为神功,二为街坊;因市区发展而濒临消失的「卅间街坊盂兰会」,「卅间」之名,源于战前此地为贫民区,有三十间寮屋;至二战时,中央书院为日军所占,引致死者无数,民间乃有度亡法事盂兰法会所超度的。港岛的盂兰法会已有逾百年历史,半个世纪以来,中上环的变迁太大了,寮屋早已不复存在,而「卅间街坊盂兰会」会址亦濒临淘汰,当中真是有说不尽的沧桑;在「卅间」以外,还有香港仔的「十五间」,此名称源于从前的香岛道之东有十五间民房。
 

吕永升表示,新移民来到香港时难融入主流社区,而盂兰胜会方言群特性加强,社区性减弱。此外,由寮屋、徙置区到公屋是最早移民常见迁移路径,这一迁徙过程反映盂兰由社区小型烧街衣活动到大型社区活动,影响都市宗教文化景观。「盂兰节的规模跟香港的经济以及市民的生活水平是共同进退的,而它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官方族群的的历史回忆。」吕永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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