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瑞典移民新政策，是限制难民入境吗？

　　一场自二战以来最大的难民危机，正困扰着欧洲。几十万难民的涌入，牵扯着整个欧洲政治以及经济格局的千变万化。作为人均接收难民数量最多的国家，瑞典在难民问题席卷欧洲时，一直被称为“对待难民最为友善的国家”。而从今年六七月起，瑞典移民局连续出台与难民相关的政策，难道瑞典也要对难民说“NO”了吗？

　　10月初，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在一个女性公益组织的教室里，不少难民正在跟随老师学习瑞典语。见到记者，还有人悄悄向记者挥了挥手。人们很难想象，身处这间温暖教室的她们，正是不久前从炮火纷飞的死亡地带，一路逃亡而来。

　　在瑞典，记者见到了从叙利亚来的移民，也见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从伊朗来的移民，他们和土生土长的瑞典人一道，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在摘掉贴在身上的标签。

　　移民对“从何而来”很敏感

　　“你从哪儿来？”这个略显冒犯的问题，能折射出一个国家的包容性。“人们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蕾拉反问，她是上世纪九十年代随全家从前南斯拉夫移民过来的波西米亚人，一个人们眼中的难民，与此同时她也是个政治学家。

　　“这个问题暗示的是，我和你有着不一样的背景，但事实上我们是一样的。”蕾拉的话有些拗口，但却有据可循。自二战起，瑞典就陆陆续续接收过来自德国、智利、南斯拉夫的移民，再到近年来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的移民，目前瑞典六分之一的人口不是在瑞典本土出生。对于这些背景各异的人来说，询问背景似乎成了一件没有必要的事。

　　蕾拉十四岁的时候问过她的老师，人们为什么要问她这个问题，老师只说是她太敏感。可是当千千万万个蕾拉共同面对这个问题时，这就成为了一个社会的敏感问题。女性移民的身份让蕾拉更乐意为移民姑娘们发声，她前阵子出版了一本书，书里收录了移民姑娘们在瑞典遇到的大大小小的问题。

　　在瑞典，无数个和蕾拉一样的移民或移民后代，正在尽全力帮助难民。“如果我父母当时能获得这么多的帮助该多好。”说话的是缇娜，一个典型的移民二代，父母逃亡的惨痛经历让她想帮助更多的难民，移民和移民二代更能够和难民这个群体感同身受。在瑞典，他们成立各种各样的组织，帮助新进难民填平语言沟壑、打破文化藩篱，从而帮助这些人更平稳地融入当地社会。

　　努力打破难民信任危机

　　蕾拉和缇娜都在致力于打破此前人们给难民这一群体赋予的刻板偏见。有不少人往往把难民和犯罪联系起来，而这种偏见，又从何而来呢？

　　玛雅是智库的一名传播主管，做过不少关于难民问题的研究，在她看来，比难民危机更早到来的是媒体危机，瑞典国内的不少媒体喜欢用恐慌性字眼报道难民问题，侧重关于难民的负面报道，从而煽动民众的抵触情绪。“这些报道你单篇读下来可能不会察觉，但是当你把这家媒体的报道一篇篇读下来时，你就能察觉到它每篇都在讲有关难民的负面报道，这样肯定是有问题的，和难民危机一道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媒体的信任危机。”

　　这样的负面新闻读多了，人们不免会对难民有抵触情绪。为了打破这种刻板偏见，瑞典官方和民间都付出了不少努力。

　　瑞典移民局今年3月份上线了MIG(移民)网站，网站里一百个移民对着摄像机亲口讲述他们的故事，以及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一个姑娘对着镜头说，她想让人们知道，移民这个团体并不仅仅是移民局里的一个数字，他们也是人。

　　与此同时，民间的各类组织也想尽办法地让民众获取到有关难民最真实和全面的信息。智库福雷斯上线了一个网站，网站包含了不少有关难民的案例和数据，并且都标注了信源出处。让负责人安娜欣慰的是，有人发来邮件，问她能不能相信这个网站的信息和数据，毕竟人们已经读了太多难民的负面报道。

　　斯德哥尔摩地铁站被誉为斯德哥尔摩最大的艺术品，而在地铁站内一处显眼位置，艺术家们用各种语言写下“团结”二字。在瑞典，不少艺术家在用他们特有的方式去关心难民问题。

　　霍格是来自伊拉克的移民，同时也是一个纪录片导演。19岁时他独身一人从伊拉克来到瑞典，“我实在受够了流离失所，所以带着梦想来到这儿。”难民的背景让霍格更想要把他家乡的状况通过纪录片的形式展示给世人。在霍格的片子里，他把镜头对准那些战火里无家可归的人们，把伊拉克民众的流离失所、饥饿无助通过镜头表述出来。“如果不是这些，没有人想离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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